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视点

编者按 兴奋剂问题已成为现代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以体育社会问题为中心的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如何针对兴奋剂问题展开研究？本文通过对国际体育社会学专业同行评议期刊《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IRSS）、《体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SSJ）、《体育与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JSSI）刊载的以兴奋剂为研究主题的61篇学术论文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考察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方法运用和视点选取的主要特点。 文章认为，在过去的30年中，西方主要的社会学家福柯、戈夫曼、埃利亚斯、布迪厄等人的理论思想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理论模型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质性研究逐步成为兴奋剂领域中的主流研究范式，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的相关方法得到综合运用，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受到关注；研究视点主要聚焦于兴奋剂使用的行为与认知特征、兴奋剂治理、体育传媒中的兴奋剂问题、兴奋剂使用的道德伦理问题等方面。作者还进一步反思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展望了亟待研究的相关议题，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体育兴奋剂问题提供参考。 第一作者简介 田恩庆 1979年出生，湖北鹤峰人，土家族，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学术新秀奖”获得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hampaign）访问学者。近年来，先后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port in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体育科学》《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等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撰写政府决策咨询专报1篇并被《决策参考信息》收录；出版学术专著《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图景》，参于主编教材《你好，大学体育》。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1 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其他省部级课题多项。现为英国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Liverpool JohanMoores University）访问学者。 引用本文：田恩庆，仇军.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视点[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2）:6-17 本文核心内容 当“业余主义”变得不再重要后，现代体育最大的敌人不再是“偷偷职业化的工人阶级运动员”，也不是苏维埃阵营中“假冒业余选手”，而是使用“非自然”的兴奋剂来提高竞技成绩的手段和行为（Collins 2013）。为应对这一挑战，国际体育组织与世界各国政府部门联合，对此发动了长期而坚决的“反兴奋剂战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2017年10月发布的《2016年反兴奋剂测试数据》显示（图1），兴奋剂检出率仍然呈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7年12月，俄罗斯奥委会因“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工作”被国际奥委会取消参加2018年冬奥会的资格。这一处罚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 图1 近年来WADA运动员兴奋剂检出率发展趋势 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国际体育社会学逐步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兴奋剂问题之上。本文拟对1988—2017年被国际体育社会学专业同行评议期刊《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体育社会学杂志》、《体育与社会问题杂志》刊载的以兴奋剂为研究主题的61篇学术论文进行文本分析，考察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方法运用、视点选取特点，旨在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深入探讨兴奋剂问题提供借鉴。 一、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 理论被喻为“希望之源”。通过对欧美和其他地区的样本所列“参考文献”部分中主要社会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分类统计（图2），数据表明，相对于北美的兴奋剂研究样本，来自欧洲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更多地引用母学科的经典理论文献，尤其自2000年以来，欧洲的体育兴奋剂问题研究在对相关社会学家的理论运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图2 不同地区兴奋剂问题研究对主要社会学家的引用趋势 同时，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中的词频分析功能绘制样本中被引社会学家的 “词汇云”显示（图3），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相关研究中，被引用相对较多的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戈夫曼、埃利亚斯、布迪尔作为对体育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社会理论家均受到较多引用。马克思、韦伯、莫顿、帕森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米尔斯等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家的著作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图3 主要被引社会学家的“词汇云” 此外，相关研究还运用了费尔克拉夫的语言学理论，以及经济学的博弈论，文化学的分析理论等。管理学理论模型，如“背景化模型”、 “凯温模型”以及政策流程分析的“垃圾桶模型”“公共政策分析模型” 等都被作为反兴奋剂政策的制定或相关法律实践问题研究的理论工具。 二、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方法的运用 1 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 本文通过对样本使用的研究范式统计结果显示（图4），当前的研究是以质性研究范式为主，并表现出随着时间发展快速增涨的趋势，尤其是近10年来，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换而言之，解释主义的研究传统逐步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的主流趋势，相关研究主要致力于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性理解”。 图4 兴奋剂问题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 2 研究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 问卷调查法。主要体现在对主要是以青少年学生、学生运动员或职业运动员、健身房使用者为调查对象获取一手研究资料，用于分析受访者的体育参与程度与吸烟、饮酒、使用兴奋剂等风险行为之间的量化关系、对兴奋剂的使用态度等。但问卷调查所获得的定量数据容易导致研究结论抽象、脱离现实情景的情况，质性访谈法能够弥补这一不足，有助于加深对兴奋剂使用问题的理解。相关研究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寻找更多调查对象，以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展开调查。作为重要的访谈形式之一，“焦点小组访谈法”被运用以收集运动员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来透视运动员兴奋剂监管问题。民族志作为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被用于赛艇运动队和自行车运动队运动员日常生活中兴奋剂监管问题与新闻传媒生产过程的研究。此外，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媒报道也被收集作为二手研究资料。 3 研究资料分析的主要方法 国际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问题的量化研究主要运用相应的数理统计方法，考察种族、性别、运动项目、风险行为等相关变量等之间的关系。而对兴奋剂问题的质性研究，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叙事或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的运用。计算机分析软件，如Weft-QDA软件、质性分析软件NVivo和SPSS统计软件得到了运用。其他相关的分析方法，例如主题分析、历史分析，文本分析、扎根理论等研究方法均得不同程度的运用。 4 研究伦理问题 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中对研究伦理的重视，体现在使用访谈、民族志等质性方法的相关研究中。如获得对信息使用的许可权，对受访者使用匿名或假名，对访谈对象的年龄、人数和访谈地点等信息进行了特殊处理。或者通过获得访谈对象的知情同意，告知自己的研究目的，以及受访者随时退出的权利，并保证研究中完全匿名和相关信息的保密，包括涉及到的日期和相关者的姓名等均在研究材料中剔除，对转录完成后的访谈录音进行销毁，转录后的文字稿中所有与身份相关的信息进行了保密处理。 三、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视点的选取 1 体育兴奋剂使用的行为及其认知特征 兴奋剂的使用行为和认知特征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对自行车运动员以不同形式发表的“自白”进行文本分析，探讨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行为的内在和外在驱动机制。（2）兴奋剂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特征的研究。（3）关于兴奋剂的认知态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普通大学生以及学生运动员的调查。此外，职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认知态度也受到关注。 2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治理研究 （1）对体育兴奋剂问题微观机制的把握是兴奋剂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例如，Sefiha等人（2017）指出，反兴奋剂制度处于职业自行车运动员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监督工作融入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中，监测技术也延伸了监督者的视野，并给予运动员更多压力。而Pappa等（2013）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政府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禁止兴奋剂使用，但运动员认为在高水平竞技中使用兴奋剂对自身职业发展和比赛都是必要的，运动员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需要被迫接收过度的监管，这种严格的纪律体系蕴含了管理权威强制性地在个体层面上运作，并潜在地被运动员个体内化。 （2）兴奋剂治理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焦点。由于受到运动员个体的理性决策，使用违禁物质的社会经济成本和收益等因素的影响，已有的兴奋剂问题的解决模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导致当前的治理政策研究范围缩小到各种惩罚和制裁相关行为的议题上。相关研究指出，严苛的法律和制裁只能使兴奋剂使用行为更加隐秘而非减少，当前急需要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兴奋剂管理政策。而且，在体育兴奋剂政策的实践上，目前仍存在诸多难题，不同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特征。此外，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政策作为全球反兴奋剂的风向标，其反兴奋剂实践也受到研究者的多方批评。 （3）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治理的法律问题研究中，主要体现在对美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关注。2006年西班牙反兴奋剂的“港口行动”作为个案得到了深入研究。 3 体育传媒与兴奋剂问题 （1）媒体话语对体育兴奋剂使用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了重要作用。Davis等（1992）认为，现代媒体宣传特别是与类固醇有关的宣传中，以特定形式呈现出性别话语从而维持既定的社会性别秩序。而根据Lopez（2013）的研究，媒体常常把“兴奋剂”与危害健康的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人体生长激素被贴上了意识形态标签而非事实或科学的标签，成为人们的生活常识，作为反兴奋剂宣传的话语工具，对根除使用生长激素和兴奋剂的观点大行其道。 （2）体育传媒叙事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例如，Jackson（1998）通过叙事分析发现，加拿大媒体对田径运动员约翰逊使用兴奋剂的丑闻表现出震惊、怀疑、羞愧、哀伤、绝望的情感，只有少部分报道对此不赋予任何民族意义的情感。Groves和Griggs（2016）分析了英国印刷媒体对弗洛姆2013年赢得环法自行车冠军的报道指出，虽然他是第二个获得此项比赛冠军的英国人，但是，相关的传媒报道表现出自行车运动被建构于使用兴奋剂的“道德恐慌”之中。而且，英国印刷媒体话语普遍具有英格兰民族认同的叙事，特别关注他非洲血统的问题，通过建构一个后帝国时代的新民族认同形式。 （3）不同地域传媒对体育兴奋剂事件报道特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例如，Denham（2004）研究认为美国对刘易斯在1988年美国奥运选拔赛中使用兴奋剂丑闻的报道与国际报道的叙事方式具有明显差异。Bie等（2015）比较了中、美传媒报道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叶诗文是否服用兴奋剂的争议上的不同特点，发现美国报道的主题不如中国丰富，主要展示以性别和人权为基础的话题；但中国报道强烈表现出通过捍卫叶诗文的无辜和清白以保护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的强烈愿望。 （4）考察兴奋剂问题的报道过程为探讨传媒生产机制提供了机会。例如，Sefiha（2010）通过对北美《自行车运动》杂志及其网站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调查和传媒文本分析，不仅讨论了兴奋剂新闻事件“是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问题，还讨论了传媒机构是如何将制度、经济和文化置于实际的新闻报道文本的建构之上的问题。 4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使用与道德伦理问题研究 纵观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随着以业余主义为核心的旧道德体系的消亡，体育兴奋剂问题提供了重建体育道德控制的新范式。 Koenig（1995）认为，兴奋剂使用行为的戏剧化在于体育运动中事件发生的偶然性，是现代体育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但Shogan等（2000）对其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传统的伦理观仅仅强调科学和体育制度的断裂问题，而在现实体育生活中，人们需要寻求新的体育伦理学对兴奋剂现象进行解释。由于运动员自利性选择、集体非理性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是形成现代精英体育中“兴奋剂困境”的主要驱动力，并使这种困境从地方性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需要积极探寻打破“兴奋剂困境”的方案。为什么运动员常常陷入因兴奋剂所涉及的道德欺诈的困境呢？为什么运动员常常因比赛对手使用了兴奋剂而“被迫”自己认为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是不被视为欺诈的，容易形成“错错得对”的观点？这些都是极具学生潜力的研究问题。 而且，运动员对兴奋剂使用是一种典型的“正向偏差”行为。追求卓越、承担风险、挑战极限成为运动员行为遵循的最高伦理准则，并让自己变成一名“真正的运动员”，从而导致体育运动及其参与者会特别容易受到赛场暴力或使用兴奋剂等越轨行为的侵害。然而，通过持续强调对体育道德的毫无异议地接受，建构愈加具有打击性和镇压性的社会控制，将无法消除当今体育竞赛中运动员的自我伤害以及相关的风险行为。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作为现代社会与体育只见不稳定关系的一种症候，兴奋剂现象深刻地折射出广泛的文化焦虑，并被现代传媒不断强化，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热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兴奋剂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丰富的社会理论思想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的概念和模型成为兴奋剂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促进我们深入洞察兴奋剂现象背后的个体或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解其中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已成为当前的主流研究范式，定性和定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综合运用，相关研究者还关注了研究方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在研究视点选择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仅拥有兴奋剂使用行为与态度方面的社会调查研究，还涌现出对兴奋剂使用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哲学思考；不只关注兴奋剂治理中的宏观和微观问题，还着眼于体育传媒与兴奋剂发展传播关系的中观讨论。 2 研究启示 由于体育运动兴奋剂使用现象极其复杂，其研究在本质上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纵观当前的相关的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首先，从理论到方法的运用上，跨学科的特点仍显得不突出；其次，定量研究以及混合研究范式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再次，在研究视点的选择过程中，虽然涉及到兴奋剂问题的各个维度，但还需要进一步将兴奋剂问题置于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中进行探讨，并深入考察新媒体时代背景之下的兴奋剂监管问题及公众对比赛价值需求的变化，准确把握精英和非精英体育运动中兴奋剂流行程度。最后，伴随着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关于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也需要深入反思和积极应对兴奋剂相关伦理问题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研究还应着眼于服务体育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高公众对体育兴奋剂问题的认知水平。 近年来，体育兴奋剂问题也成为我国体育学界的研究热点。然而，我国的研究表现出学科理论意识相对薄弱，研究方法以案例分析为主，定量研究和批判性分析较少；缺乏严谨和规范的社会调查，尤其是对研究伦理的关注也显得不足。在具体的研究视点选取上，不仅表现出重复研究的现象，还缺少对自行车、田径、游泳等特殊运动项目中兴奋剂使用问题的中微观研究；此外，兴奋剂与体育传媒研究也亟待加强。 总之，在中国体育发展方式从“粗放式”到“集约式”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问题予以持续而深入地关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积极借鉴国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经验，通过提出各种打破学科和地理边界的研究趣题，寻求更为广泛的科研合作，强化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最终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推动我国乃至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上海体育学院 学报 长按扫码关注我们戳“阅读原文”一起来充电吧!